一位志愿军掉队士兵爆发的恐怖战力
别人是志愿军，我也是！
——根据王合良生前自述文字整理
整理者按：王合良生前的笔记本上有一段自述，因其文化程度的局限，表述比较零乱，有些文字也很难辩认，也有辞不达意之处，需要费力揣摸，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校正了一些自述者因当地地位局限未能准确表述的地点和战斗态势，因王合良老人已去世，无法与他讨论商榷，只能尽可能地保留他留下文字的原样和表述顺序。特此说明。
另外，王合良自述的出生日期似也与有关战史资料所载有出入，待查证。
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别人写（租）地主的土地有钱交租子，可是我们家里不但没钱交租子，而且连锄头都没有一把，农具更不用说了。我父亲用五十个活路（工）与地主换了三块破烂草房子和两亩多点地。虽然是五十个活路（工），天晴都在他家地里做，下雨才能在自已地里做。我年纪小，就用织布去换工。
我八岁时母亲就死了，我父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我的兄弟。
解放后我们家分得了田地，我父亲很高兴，再不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了。可是不久听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心里很气愤很难过。那时我在民兵队里当小队长，回到家里就对我父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去参军？我父亲很同意。但当时当兵要满18岁，我才17岁，于是就多报了一岁，18岁。部队领导看我个子不高，就叫我当通讯员。我不愿意。领导说服不了我，最后还是把我放到了班里。
过了不久，部队就出发了。到了陕西宝鸡，我们四川人吃不惯面条和馒头，还不会做，都是请老乡帮忙。后来到了东北安东，就更不习惯了，整天都是小米和高粱米，好在大家要抗美援朝心劲很足，慢慢也就习惯了。到了东北才知道我们祖国有这么大，有那么多的矿山和工厂，工人们劳动热情都很高，数不清的烟囱都在冒烟，我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愉快。
到了安东一个月，记得大概是1951年7月18日，开始换领武器，我那时决心虽大，但个子小身体弱，把武器装备一背到背上，早晨出操时还能跟着跑，一到下午脚就软得撑不起身子。满身东西都咣当乱响，勉强才能跟上跑，根本不能去作什么动作。
除了武器外，还有许多给养要随身携带——那时志愿军后勤跟不上，每个战士都要随身携带给养。记得当时每人要带半斤盐、4斤半炒米和5斤炒面，还有15斤高梁米和小米。
两天后，部队就跨过鸭绿江桥，向朝鲜境内开进。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就没有看一座完整的房子，也没见着一个人。房子都被美国飞机炸了，人都住都了洞里去了。我们部队只能晚上行军，白天就钻防空洞，脚走肿了，还得四处去挖野菜，然后加上盐把野菜煮熟了就着炒面或高梁米下饭。当时我们带的盐都是山东和江苏的海盐，很涩很苦，这样弄出来的野菜很难下咽，但还不得不下咽。
到了驻地，老同志们都出来欢迎我们，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不要我们站岗，要我们好好休息。但几天后美国飞机把桥炸断了，朝鲜北部洪水泛滥把路也冲垮了不少，部队闹起了粮荒，半个月的粮要对付着吃一个月，我那时在机枪连，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去找老乡商量给牲口找些草，好把牲口吃的高梁米调出来紧着人吃——这“人”不仅是我们当兵的，还包括朝鲜的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省出口粮，我们当时每天只开两顿饭，一顿干一顿稀，省出一顿粮给朝鲜老百姓。
就这样，我们还天天要搞训练。我所在的重机枪班有一挺重机枪，我身体廋小，班长为照顾我，只让我背一块盾板，就这样我还是扛不动。后来又有人分到我们班，就让我背一根预备枪管，这才勉强能背着跑。
当时我们的训练预计是3个月，可能是前线战事紧张，刚训练了一个半月就叫我们去打靶，给我5发子弹，打了不记成绩，算是一种体验。我们当时学习的机枪是两种，一种是苏联的郭留诺夫重机枪，一种是马克辛重机枪。训练的一项内容就把两种机枪放在一起，把两种枪都给拆了，然后让你蒙上眼把它各自合成归位。
我把五发子弹打了，首长说还可以，可以当射手。
射手当上了，可我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机枪射手很辛苦，要扛的东西很多。又听一些老同志讲：当兵还是当步兵好，抓住几个敌人就是死了也划得来，还可以立功。重机枪这玩艺儿又笨又重，不但抓不了俘虏，经常连敌人都看不到。于是我又跑去找连长，要求调到步兵班，连长不答应，我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打马虎眼想哄我，说过几天再说吧！我一生气就躺倒不干了，本来就扛不起那重机枪嘛。
连首长看看没办法，就答复我说那你就到五连当步兵吧。
然而到了五连，人家也不让我当步兵，让我到炮排去摆弄迫击炮。我更不干了，要摆弄迫击炮，我还不如就在重机枪连耍重机枪。我跟连长死缠烂打，连长还是不答应，说你就当是在炮排学习嘛，你年轻轻的，多学一点东西不好么？我一想这话说得也对，也就同意暂时在炮排“学习”，我私下里订的计划是学4个月，结果刚学满两个月就让我去打几炮。
第一发打偏了几米，第二发还偏1米。
教导员说再给这个小鬼一发。
这一发我很用心，仔细瞄了又瞄，一炮就把靶标给炸飞了。
教导员笑着用四川话说了句：马马虎虎将就要得。
那时候常听老同志们讲，三年熬一个迫击炮手，两年熬一个重机枪射手。关键是打炮要用数学，要会计算，要根据距离和方位计算加什么药包，还要测量密位，读过书的人要容易一些，而我这样的文盲，就很困难了。能得到教导员这个夸奖，我也很有几分得意。
既然教导员都说“将就要得”，我又找连长要求下步兵班。连长这道理那道理跟我说了半天，我只回他一句：你不是说让我多学习么？难道你还怕我多学一些武器？连长经不住我死缠，只好答应让我下步兵班。我当然很高兴，到了班里很用心地学习了多种武器的使用，不光是自己的武器，还包括几种敌人的武器，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武器的使用。
1952年3月份，我们军接受上级命令，到平康前线去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平康那一带是平原，极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因为我们部队的首长都是出了名的战将，所以才把我们放到那里去。我们当时发的鞋是胶球鞋，后来敌人都知道这支穿胶球鞋的部队很能打，害怕得很。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修工事挖坑道，晚上就出去捡敌人的便宜，经常一出去不是带几个俘虏回来，就是弄几样武器回来。有时一去就是几天，衣服被雨水露水打湿，就没有干过。吃的真就是雪水绊炒面，整夜整夜在雪地里潜伏，还不能睡着，因为睡着了打呼噜会惊动敌人。就这样回来了还得挖坑道修堑壕，累得不行，常常站着就可以睡觉——我们四川人骂人的话就有“你霉得走路都在拽瞌睡嗦！”而我们那时硬是就是“走路都在拽瞌睡”。
10月中旬，上甘岭打响了，我们第八十七团调到上甘岭方向支援第四十五师部队，到了那里先是准备，领导动员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打好，打不好，就是影响整个朝鲜战争的停战问题。打好了就可以很快停战，打不好停战就要延期，我们只能打好，不能打不好！我们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陪美国佬打到底！秦军长说啦，要婆娘娃娃一起上，连队打光了，机关也要上。哪个连队把山头打下来又能坚守24小时的，全连集体记功。
回来讨论时，每个人都订了计划，我当然也订了。内容不外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打断一只手一只脚不下来，打断双脚双腿不哭不叫。
当时我们团配署第四十五师的第一三三团，参加争夺537.7高地北山阵地。有一天正副班排长都在连部开会，叫我带了十多个同志到营部仓库去领手雷，仓库管理员是我老乡，他把我叫住：王小鬼，这次每个人要带20枚手榴弹，400发子弹，两根爆破筒或两枚反坦克手雷，还有枪和粮食，加起来有百把斤，还要跑，你楞格丁丁儿大，啷个扛得起哟，就留在我们这里看仓库算毬罗。
我听了很生气，又不想跟他罗嗦，就简单回答了他一句：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他们背得动，我也同样背得动。
谁知回到连队，我们连长也是这种口气：你扛不扛得起哟，就是不让你打仗，只让你背东西，你恐怕都背不起来哟。我也同样简单地回答他：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连长说光说不行喽，你还是背起来我检查一下看要得要不得。
我硬着一口气，当着他的面就把一百多斤东西背在身上。
背起来还是不算，连长还叫我走给他看，我走是走了，但脚底上是软的。
连长摇头，说这样子不行，打仗不光是走路，还要跑哟……
我赌上了这口气，每天煅练，慢慢要好一些了。那时候，祖国慰问团就在五圣山前线，我和大家一样，都揣着一口气，要让祖国亲人看我们打仗，打胜仗，不能在祖国亲人面前丢人现眼。
10月26日，我们开始到前沿熟悉地形，后来就逐渐参加一些班排规模的出击行动。有一次，朝鲜人民慰问我们的苹果送了三个到我们排，我看到排长副排长每天都要带部队去出击，就建议把苹果给了正副排长，两个小的给排长，一个大的给副排长。
那天晚上副排长出去后就再没回来，他们就吃了一个苹果。
排长的苹果留下一个没吃，装在了饭包里。第二天排长让我跟他出击，说你个子小不容易暴露。那天晚上出去只走了一会儿，天就要亮了，看到有一伙“李承晚”窝在一个小坑道里，我们就把他们全打死里面了。
敌人发现了，就封锁我们的坑道，他们不敢进坑道，我们也不轻易出去，僵持。但里面的人两天两夜没水喝，只好喝尿。我们坑道里每个人都喝过尿，很臭，只能憋住气喝。敌人怕我们从坑道出击，就派人天天守着我们的坑道口，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敌人坐在我们坑道口一动不动，象是在“拽瞌睡”，我报告排长，排长说那你就去吧，我掩护你。我慢慢爬到坑道口，看看那家伙还是一动不动，我一扑上去就把他的脑壳拧了一转，把他干掉了。
几天没水喝，后来就连尿都没有了。排长为了给大家鼓劲，神密兮兮正儿八经对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精神一振：是不是外面送水来了？还有人问是不是外面下雪了？有雪就有水嘛！排长笑笑，从饭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大家都吃一点才好打仗。结果这个苹果给这个也不吃，给那个也不吃。排长很生气：你们不是都喊渴么？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不渴了不渴了。排长把这个苹果拿到鼻子前闻了半天，才小小咬了一口，又传过来让大家都吃，不吃不行。我们一个排38个人，一个苹果转了好几圈才吃完。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和平环境里讲团结，困难环境里团结得更紧。
11月4日号那场战斗我终生难忘。
那天我们排是突击排，分成三路向537.7高地北山冲击，敌人拼命地往下扔手榴弹，又密又急，我也用手榴弹往上扔，敌人的手榴弹大约有十来颗在我前后左右爆炸。我是战斗小组长，我的组员一个牺牲一个负伤，我的左眼也被炸伤，眼球都吊在了眼框外边，用手一扯吧痛得钻心，不扯吧又晃来晃去碍事。我的双眼被血糊住，只能模糊看点东西，我呼叫我的组员也没有回应。倒是听见有人在叫我，听口音是我们副班长薜志高。我爬过去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的腿打断了不能走，我一摸他的腿是软的，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还听见血在汩汩地流。我赶紧用我身上的急救包帮他包扎了，血才止住了。薜志高说王合良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说我背你下去我再上去给你报仇，薜志高说那不行，我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上去跟狗日的拼到底！我说你先别急我得把我的眼睛先处理一下。
我从一个牺牲的同志身上摸到一个急救包把我的眼睛包扎了起来，眼球这才不晃荡了。然后我对薜志高说：班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眼睛看不清，我来背你，你眼睛好使唤，碰上敌人就打他狗日的，没有我们就往山上冲，死也要死在上边。
薜志高很激动，说王合良好同志好兄弟我谢谢你，我们就这样干。
我把他背到了山头上，一路上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山上的草木早就被炸了个精光，连块石头都没有，从前挖的交通沟也被炸平了，土就象深耕了几十遍一样，全是虚土。我看没有地方掩护班副，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在周围拉过来一些“李承晚”的尸体垒了个半人高的“围墙”把他围起来，也算是个遮蔽吧。薜志高的子弹早就打完了，他只有两根爆破筒和两个手雷。我又到处爬着从牺牲同志身上摸来一些子弹和手榴弹给他，让他别动，平时你指挥我现在我指挥你，我再往前去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志。
我一边爬一边喊，这才知道，我们的同志还有6个人，连长和一个步谈机员还守在前边一个阵地上。我又爬回来告诉薜志高，他还在那里坐着，我摸着他的武器，他把所有的手榴弹盖都拧开了，我问他话，他半天才回一句，看来耳朵也被震聋了。我让他别动，我又往前边爬。
刚爬出几步，就听见有人在讲话，外国话，听不懂，我的眼睛模模糊糊还能看点近处的东西，眼前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在动，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爆破筒就丢过去。这时听见薜志高那边的转盘枪也响了起来，看样子敌人不止一路。我手里的东西丢光了，就满地乱摸，摸着一个能炸的东西就扔，摸着一个转盘枪的弹盘卡上就打，……
这时我比薜志高情况比起来反而好些，他只能坐在那里不能动，打光了弹药没法去找，我还能爬来爬去到处摸。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在动，也只能辩别个大概方向就乱打一气。开始和薜志高还能配合，可打到后来到处都听见敌人的枪声就互相顾不上了，只能各打各的，打到后来我听见他那边响起了一声爆炸，我爬过去就摸，喊他没人答应，我给他垒的那些“李承晚”围墙也倒了，我一下就猜到：他肯定是和敌人拼了。他要是在，敌人也不会从后边上来……
这时我也没有力气了，根本站不起来，只好斜靠在一面坡上。弹药也只剩下摸到的两个弹盘，我卡上了一个，压在腿上下，心想敌人要上来了，我拼了便是。后来听到我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杂，外国话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有人把我的手拉了一下，大概是看戴没戴表，我没理他，我的枪压在大腿下边，心想你们挤成堆了最好，我一次就能赚不少。
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坐在了一起，大概是在吸烟吧。我从大腿下把枪一抽就开了火，就听得敌人乱嚷，一会儿平静下来了，但我也睡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就听我们连长喊：王小鬼，王小鬼，你还在么？我说还在哩，连长你怎么样？连长说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只手只剩一点皮连着了。又听到连长喊了一声：赶紧把王小鬼送走……
我醒来是一个星期后了，听人说往下送我的时候我还又踢又咬，人家大声喊自己人自己人我还不住手。大概那时候已经打懵了，脑袋里只有一根打的弦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眼睛都瞎了难道不痛，为什么还要打。
这不太好回答，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青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二十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几十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
我们在平康前线的时候，当地朝鲜政府组织少先队员课余给志愿军挖野菜，一个少先队员揹了一大背野菜给我们送来，走到半路就让美国飞机给炸得尸骨无存，美国鬼子真是造孽呀！
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哪里还会有“无数个烟囱在冒烟”？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战斗小组全部牺牲了，还有不少同志也牺牲了。每当我一回忆起来，他们就象站在我面前，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住医院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连一个副排长，我们上前线之前把他调到后勤工作站，现在大概是连里干部伤亡太大，他又回连队了。他听说我负伤了就来看我，他说你不要难过，好好休养，连里给你报功了，听说给你评的“二级战斗英雄”，我祝贺你立功。
我那时很土，不知道这“二级”是个什么功劳，当时只是伤心，我才不满二十就瞎了眼，还什么都没做哩！他说“二级”不“二级”的，还祝贺，我一听就来气。他看我情绪不好，跑到老乡那里去买了几包烟和两斤苹果，送到我床头让我摸着吃，安慰我想开些，组织上会想尽办法为我把眼睛治好的……
我的眼睛经过治疗，右眼恢复了一点视力（眼窝附近还有个弹片没取出来），左眼装了个假眼球。53年3月间回到四川，一年后部队把我立功证书寄到了省里，又专程送达到我的家乡，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我立了功。真正知道这件事，是朝鲜代表团到四川访问，省里来人接我到成都去迎接朝鲜代表团，还把我选成了省人大代表，我才知道立功的详情。我想，我得到这一系列的荣誉，应该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还有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我做了一点事情，可给我的荣誉又这么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党交给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负了伤就回到了祖国，还专门给我们开办了荣军学校，让我这个文盲变成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了一些文化，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是幸存者，也是幸运者……
（在这篇自述后面，王合良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王合良负伤后的大致情况：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王合良后送回国治疗，53年底回到四川老家，住荣军学校学习文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54年，与同乡姑娘曾永华结婚，曾永华至今都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王合良称，我有自知之明，我就是要找个文盲。王合良曾是四川省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有在成都安置的机会，但他在成都过不惯，不喜欢到处都有人跟着的生活，自己偷偷跑回了三台。住了几年荣校后，被安置在青海省某劳改农场任管教干部，因不适应高原生活，昏倒过几次，后来又回到三台，在三台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直至80年代退休。
王合良与曾永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退休，小女儿仍在三台县人民医院工作，两个儿子都是当地车圈厂的工人。
曾永华原是县医院的浆洗工，退休后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足30平米的旧楼房里，每月大约有600元的退休金。她还替离婚的儿子供养一个孙子。家境可以用贫寒二字来形容，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门上悬着一块1954年当地政府送的“特等功臣”匾算是通家之宝。
这篇由朝鲜问题专家B.R. Myers撰写、题为《朝鲜陷阱》（The Korea Trap）的文章说，克林顿4日在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合影的照片，现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值得留意的是，两人合影的背景是一幅大油画，描绘的是汹涌的波涛拍打在岩壁之上。在朝鲜而言，这幅在百花园国宾馆里的着名“海浪”油画，象征着该国勇敢面对外国世界的决心；但在一般的美国百姓看来，可能只是一幅相当辉煌的普通作品而已。这种各执一词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双方对于克林顿这次访朝的引伸诠释之中。
美国舆论对于克林顿此行的反响相当正面，一如去年纽约爱乐乐团访问平壤进行演出，以及前年六方会谈传出金正日准备跟华盛顿改善关系，当时美国人的态度都是颇为乐观。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大部人都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金正日对于克林顿抱有尊敬，而且怀念着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朝美关系。
但是，这种看法是错的。诚然，在1994年时朝美关系曾有过好日子，当时克林顿给金正日写信，娓娓而谈关于核问题的《美朝合作框架协议》，行文对金正日百般扬誉，让他十分受落，这封信现已被载入各大百科全书和历史课本里。然而，好景不常，克林顿此后很快就受到了朝鲜人的重新评价，甚至被抹黑为“只要觉得有胜算，就随时会对朝鲜开战”的一位美国总统。
一言以蔽之，平壤当局所以欢迎克林顿来访，只因他是华府提出的特使人选当中，名声最响身分最高的一位。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已开始千方百计地地提醒它的读者，克林顿此行的首要任务是“传达总统奥巴马的口讯”，其次才是解救两名女记者。这份平时反应甚为迟缓、往往在事发后几星期才报道一宗新闻的报纸，今次的动作出奇地迅捷，并在显要位置以大篇幅刊登了几帧金正日与克林顿的合照。尽管克林顿在镜头前一脸严肃，吝于展露招牌笑容，也不妨碍平壤当局把他这次来访包装成卑躬屈节的朝贡式礼拜。
总的来说，克林顿这次表面上的凯旋之旅，将会为美国带来三方面的大麻烦。首先，他此行正好发生在朝鲜今年4月发起的“150天战斗”（目标为增加经济生产力、提升国家地位）的中途，变相是为平壤当局这个心战宣传计划鼓劲加油。
更加麻烦的是，克林顿此行也重新印证了朝鲜人心中一个长久的想法－－那些“美国佬”（Yankees）都是光说不练、惯于出言恐吓而怯于实际行动的（all talk and no action）。最佳的明证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几天前才信誓旦旦，称不会让朝鲜吸引外国注意力的行为得逞；但过不几天，她就派了自己的丈夫到访平壤！这将让美国今后与朝鲜在谈判桌上交手时十分吃亏。
最后的一个麻烦，将发生在美国的国境之内。克林顿此行的所谓“成功”，将会加强美国民众的一个传统信念－－即在外交事务当中，往往是人格魅力而非意识形态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因此，美国国内要求奥巴马亲身到访平壤的呼声将会愈趋高涨，美国人会天真地期望他能发挥招牌的“奥氏魅力”，面对面地把金正日打动。我们最好祈祷这件事不要发生，因为奥巴马到访平壤将能极大地满足朝鲜当局的宣传利益，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过不多久，来自平壤的挑衅很快就会恢复。回到百花园国宾馆里那幅油画－－朝鲜的信念从来都像那些岩壁一般坚定不移。
日本很清楚，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考虑，现在在东海挑起与中国的激烈对抗，时机尚不成熟。激烈对抗将可能使日本丧失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全部海军力量，甚至还可能使日本经济乃至日本国土遭到毁灭性打击，美国也不堪承受东海战争行动所带来的各种无法预测的后果（美国不是不想和中国打仗，只是在没有考虑清楚前--即没有完成战略部署前--不想让日本牵着鼻子走），不可能会全力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挑衅。
日本也很清楚，如果不在东海过分挑衅中国，则日本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中国在南海展开战略行动并取得成功，日本将被中国牢牢地扼住通往波斯湾的咽喉，中国自己却可以独享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使得将来日本在东海更不敢肆意行动，日本将活得很难过。于是，日本就选择了这种战略上的骚扰行动，尽量迟缓中国在南海的战略行动的展开和完成。为日美在西太平洋针对中国战略行动的完成部署和实际展开争取时间。
我们现在应该毫不迟疑的在南海展开打破美国包围圈的战略进攻行动，改变周边战略上被动的态势，以为后续的一系列打破包围圈的战略反攻行动开一个好头！这是又一个不可再遇的大好时机！我们在1999年丧失了一个武力解放台湾、迅速完成统一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再失去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彻底解决南海问题的大好时机，将来我们的日子会更困难！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南海战略展开的顺序应该是，先菲律宾，后越南（先打弱小之敌，后打强大之敌；先打分散之敌，后打集中之敌）；先收复全部被占海岛，后夺取陆上要地，控制菲律宾，彻底占领越南（在越南建立亲中国的地方政府）。
第一阶段，在首战夺回菲占我西沙、南沙全部岛屿，获得进一步攻击所需要的岛屿机场、港口等攻击出发点，总结岛屿攻防经验，适应南海战场后，海陆空配合，一鼓作气，攻占越南占领的全部海岛，实施局部战时管制，控制并修复全部已开采或未开采的油井，立刻向大陆输送原油，以补偿战争费用。同时做好防止菲、越反击，并借菲、越反击之机立即进入第二阶段作战。
第二阶段，攻占菲律宾陆上要地，保证我岛屿安全；与越南进行陆地决战，在彻底摧毁全部越南军队和越南的战争潜力之后，建立亲中国的越南地方政府，完成越南回归中国的历史使命，并以此建立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域的战略优势。
在南海展开战略行动之时，在朝鲜方向，做好收复全部朝鲜半岛、前出日本海的战争准备，在东海方向一定要做好在日本妄动时彻底毁灭日本、与美国进行战略摊牌的全面核战争准备。美国欠我们的两万亿美元的债务不应该成为我们攥在美国手里的辫子，而应该成为我们随时随地、不择手段打击美国及其利益的一副好牌！
在展开南海战略行动时，如果印度蠢动，那么我们在西部暂时取战略防守态势，拖住印度，稍后算账，让其加倍偿还！